在东京的街上，我们看不见像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大城市中常见的绚丽色彩——无论是店铺的门面还是人们的衣着，但这些看起来浅淡的色彩却都被细节精致的设计调理得各有风采。

这种解决现实问题的观念和手法既使东京不失其国际大都会的时尚性，又使每个个体得以活在自己的细节里，而这其实也是日本人菊花与剑的民族性在现代社会的一种投射——用柔顺的态度面对压力，用自我的坚持完成对压力的跨越。

中国近一百年来面临的现代化的压力是巨大的，消解这种压力的手段也做过不同尝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流行最广最久的口号，但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却未见成效，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真正解决好要不要现代化和什么才叫现代化的问题。坚定的全盘西化分子驱动着大众迎向西风，但风吹了几轮，风过后，中国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许多传统的思维及价值观，在心理上，很多中国人其实是害怕现代化可能使自己失去更多。但另一方面，因种种原因，我们又在用毁掉传统来表明现代化的决心，中国什么时候不做这种非此即彼的表态时，可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就不会像今天这么难以调和了。

对地域性与全球化的兼容用西方特色来为本土特色锦上添花

泰戈尔1916年访日时，面对日本有全盘西化的趋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所有民族都有义务将自己民族的东西展示在世界面前。假如什么都不展示，可以说这是民族的罪恶，比死亡还要坏，人类历史对此也是不会宽恕的。”这段话曾给川端康成的心灵带来极大的震撼，而世人以为日本在美国的干预下会放弃对自己的认同与自信在今天也从日本的设计中看到这种猜想的谬误。

今天，全盘西化的论调在中国也已经存在了近一百年，近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对全球化的热情有增无减，但全球化与西化是否是一回事常常混为一谈。而近一两年，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新鲜的声音在不断地提高调门，但对什么是民族的东西?如何展示?其现实价值何在?答案仍然不是清晰的。对传统符号的简单移植和对西方设计的硬性模仿都使当代中国没有呈现给世界足够有影响力的设计，我们的生活方向一直在等别人给出引导，而我们却没能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人分享我们关于生活的独特思考及富有启发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安藤忠雄那一代设计师有很强的符号感，比如说大家一提到安藤会想到清水混凝土，他们会把自己的东西放到全世界，但日本新一代设计师会根据当地的条件做当地人需要的设计。”隈研吾这样分析两代设计师的不同。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因大量接受欧洲文化，而使它的国民性由此前的“唐心和魂”转变为“和魂洋才”，而在二战后，日本文化中看起来更多地吸纳了西方的各种文化符号和审美趣味，从日语中外来语的增多到年轻人头上五颜六色的染发，我们不难看到日本“西化”的努力，但毫无疑问，日本仍然注重“地方”的概念，他们对“西方”的关注和日本人注重细节的作风是一样的，他们会很清楚地拣择“西方”文化中哪些可以为已所用。

我们在东京时，恰逢勒 柯布西耶作品展在东京展出，这位现代主义建筑设计的始祖对整个二十世纪的城市建筑设计乃至工业设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个展从策划到展出历时三年，整个展览涵盖了柯布西耶的绘画、雕塑、建筑、家具等诸多作品，展厅里更搭建了一幢住宅模型——勒 柯布西耶送给他妻子的礼物，20㎡的一套公寓。